在我们思维习惯上，长期以来将“偷闲”当作一个贬词，与苟且偷懒、侥幸苟安和无所事事相混同。“文革”时对“作家也可以游山玩水”的所谓修正主义论的批判，就是这种思维定势的反映。
搞文学艺术是一种高强度的复杂而繁重的精神劳动，特别需要从容不迫的节奏，静谧的环境，余裕的时间（在前线写诗传单，征途写快板又当别论）。鲁迅有一个非常重要但往往被忽视的意见，他说：“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，可以表示一个民族的文化”（《全集》第3卷423页）。他说，一忙，一穷，便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做文章，在北京任职欠薪时，就想法借钱，不写一个字，到薪俸发放后，才坐得下来做文章；太忙也必定没有文学作品，挑夫须把担子放下，车夫须将车子放下，才能做文章。后来，他又在致一位青年的信中说：“先生，我也劝你暂时玩玩吧，随便弄一点糊口之计，不过我并不希望你永久‘没落’，有改革之处，还是可以顺手改革的，无论大小。我也一定遵命，不但歇歇，而且玩玩……我要更加讲趣味，寻闲暇（《全集》第4卷101页）。”休闲是靠人去寻找的呀。
鲁迅的话与“发愤著书”并不矛盾，《史记》、《红梦楼》均产生于作家遭逢厄运困苦之时，但司马迁、曹雪芹在时间上是富裕的，前者写了二十多年，后者写了十年；况且在他们进入写作之前，物质生活是比较富裕或十分富裕的。
被儒家尊之为“复圣”的颜回，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安贫乐道，可惜没有著作留下来，因为他只活了31岁。从一味苦读中觉得乐趣，这种境界，一般人难以达到。颜渊是没有休闲可言的。那么绝大多数不如复圣的芸芸众生有了休闲怎么办呢？孟子主张“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”（《孟子·梁惠王》上），就是说成年人一旦有了闲工夫，必须用在修身自省上。儒生多愚忠之士，特产书呆子，根深源远也。
人在跳舞、唱歌、游泳、看球赛或观拳击时不觉得累，为什么舞蹈家、歌唱家、运动员在表演时却觉得格外累呢？就是娱乐休息同工作劳动的区别所在。这一群人的夜晚，是那一群人的白昼；反之亦然。
生命是宇宙大轨道上的一个个圈链，没有送葬，便没有诞生；没有休闲，便没有工作，不工作，人类无所谓文明；没休闲，民族谈不上进步。人类劳动之不同于牛马蝼蚁，就在于他们不是靠生物钟自然调整节律，而是自觉能动地掌握支配时间，从而赢得更多的休闲。爱默生说得好：“人是时间的纲领；人也是大自然的伙伴”（《文选》101页）。研究和运用休闲已成为近百年来一门大学问，乃情理所至势有必然，所以也就毋须奇怪了。长期的大锅饭使一些人养成“上班休闲，下班拼搏”的反常状态，这才是生物钟的颠倒和畸形呢。（完）
 |
